中午过后，程斌扛来一个纸箱，从里面取出一只咖啡机，扔在俞任杰桌上。
“有空研究一下怎么用。”他说。
俞任杰站起来围着咖啡机转了个圈：“你买这玩意儿干嘛？”
程斌看了他几眼，半晌才说：“朋友送的，反正我也不用，便宜你了。”
俞任杰哦了一声：“你朋友可真有钱。”见程斌手里还抱着一袋不知哪国的咖啡粉，又补了一句：“这也朋友送的？”
程斌嗯了一声，生硬地回答：“同一个朋友送的。”
俞任杰摊开手心，程斌便把咖啡粉交了过去，俞任杰说：“这朋友真不错，又大方又细心，你要好好谢谢人家。”
这次程斌没有出声，而是随着喉结上下浮动，小幅度地点了点头。
没多久俞任杰就按照说明书把机器装上了，趁无人注意偷了小宓藏在冰箱里的牛奶，做了第一杯咖啡。片刻后他惬意地翘起二郎腿，端起咖啡闻了闻，臭不要脸地自言自语：“我好像是个天才…”
程斌刚想问他味道怎样，有吵闹声从门口传来。俞任杰转过头去，下意识将到了嘴边的咖啡放了下来。
一个五大三粗的妇女在楼面的入口处不断哭闹，情绪激动之际直接跌坐在了地上，又是捶地又是蹬腿，形态如同三岁的孩童。
很快一名女警带着她来到了二队的地盘：“程队，杨大妈对她儿子的死因有疑问，想请你们帮个忙，不知道方不方便？现在就能找到你们队的人…”
程斌点头，于是俞任杰推了个椅子到边上的圆桌，又转身取了一盒纸巾给她：“杨女士，先坐下再说。”
杨大妈几乎是跌进椅子里的，双肩不断地颤抖，细看发现她的实际年纪恐怕要粗看大得多。她染了一头乌黑的头发，烫成蓬松的小卷，皮肤却已经松弛，满布皱纹。脸上涂的脂粉被眼泪冲散，填补进了岁月的沟壑中去。
大妈的情绪十分激动，不断地哭诉着：“我儿子不会自杀！他昨天才告诉我买好了下周音乐会的票子，要和我一起去听，还忙着我们楠楠以后上学的事——楠楠是我的孙女…一个要自杀的人怎么可能还去考虑这些？再说我儿子平时一直很乐观，一点抑郁的样子也没有！”
俞任杰轻拍她的手背：“了解了，您觉得您的儿子不是自杀的…”
这句话引起了她极大的反应，杨大妈用力点头：“绝不是自杀的！”
“具体发生了什么，慢慢说。”
这时程斌替杨大妈泡了杯绿茶，顺便将俞任杰遗忘在桌上的咖啡一并端了过去。怕他们没看见，他补了一句：“趁热喝。”
眼看着俞任杰再次端起杯子，咖啡还没送到嘴边，手被杨大妈抓住了：“警察同志，你可要帮我的儿子伸冤啊！”晃得咖啡差点洒出来，俞任杰只得再度将咖啡杯放下，细心听杨大妈说话。
大妈名为杨晓军，曾是一名幼儿园教师，退休后在家做家务带孩子，生活还算美满。谁知就在今天她接到媳妇的电话，说她的儿子死了。这句话对她而言犹如晴天霹雳，后面的话也没听清，火急火燎地赶回了家。
赶到家时警察也到了，儿媳妇边擦眼泪边与警方对话，儿子则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儿媳告诉她，儿子是上吊自杀的，这时她才发现客厅的水晶吊灯上挂了一根麻绳，灯下凌乱地倒着一把椅子。椅子是和餐桌一套的，吊灯则是两人结婚时她与他们一起去家具城挑选的。
杨大妈怎么都不相信儿子会自杀，而不论她怎么哭诉，警察都将她当成一个受了刺激的疯婆子，并不断地告诉她，很遗憾，您的儿子就是自杀的。
在与警察的纠缠中，儿媳妇不仅一点儿不帮她，还和警察一起劝她接受现实，这让王大妈很是难受，又想起儿媳与儿子感情一直不合，几年前还闹过离婚的事儿，这下怀疑上了儿媳。
“我知道这样想不好，但我不得不怀疑她。她和警察说我儿子最近因为工作的事情心情不好，与她说过轻生的念头，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儿子前几天还告诉我，他有个升职的机会，说起这事儿的时候他特别开心，怎么算是工作不顺利呢？而且他绝不是因为一点挫折就会自杀的人，他是我生出来的，我最清楚。一定是我儿媳说谎了，但她为什么要说谎？难道是她杀了我的儿子么！”
说起另一个疑点，王大妈的面孔因悲伤与恐惧而变得扭曲：“警察说了，他们来的时候我儿子已经躺在地上了，是我媳妇把他放下来的。我媳妇虽然平日里经常做运动，但她能抱得动一个大男人？平时她连一袋米都扛不动的…我怎么想怎么觉得吓人，都不敢一个人回家了。”
听完她的主诉，俞任杰向她投以悲天悯人的表情：“阿姨，您刚失去心爱的儿子，儿媳又不站在您这边，一定觉得特别难过和孤立无援吧。”
杨大妈一听，立刻红了眼眶，眼泪自然而然地流了下来。这次不再是带着愤怒的大哭大叫，而是纯粹的悲伤，伤心深处她将头靠在了俞任杰的肩膀上，已经把他当成了一个坚实的依靠。
这么短的时间就获得大妈如此的信任，在一旁围观的郝晋阳目瞪口呆：“师兄真有大妈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