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耕地数量已经不能满足人口的增长，就算朱由校再怎么抑制打击权贵地主，也不可能达到“耕者有其田”。
解决多余劳动力，现在除了发展工商，并无他法。多开小作坊、多做小买卖，也算是自主创业，很好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是针对工商税收取的伤民弊端，朱由校与李起元商议后，制定了一个免税标准：货物总值二十两以下的小商贩，钞关不得收税。
小作坊也以用人数量来确定额税，家庭式的免税；雇佣工人三人以上的，正常税率；人数再多，规模再大，则税率上升。
在工商业，阶梯税率是必须实行的。朱由校也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还是试验性的。
中国有句古话：取之无形，使民不怒。西方有句话：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可见东西方都有着共同的观点，那就是税收要从富人身上拿大头，升斗小民少负担。
朱由校也知道这个政策到了下面，未必会得到切实执行。但你不能等到万事周全，吏治清明达到标准，再施惠于民。
先在法律层面颁布，让匠户和贱民脱籍，让老百姓知道朝廷有免税优惠政策，让地方官府也有法可依，百姓也有理争辩。
同时，朱由校也将此作为考成的一个标准。通过各地官府的执行情况来判定是能吏还是庸碌，好的自然是官员得力，差的就罢黜换人。
新任户部尚书李起元所上的改革十三议中，便有改革考成、严行考成这一项。
而考成法自张居正创立以来，从未在法律上明文废除过。只不过在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后，使得考成法流于形式而已。
当然，李起元要严行考成的对象主要是户部，是为了弥补国库空虚，整顿财政是主要目的。
朱由校则稍作修改后，要在全体官员中实行绩效考核。
能者上，庸者下，整顿吏治也在考成法施行的是否科学合理，是否严格到位。
至于为什么要把科学合理放在首位，严格放在其次，也是朱由校吸取了历史教训所作的改变。
崇祯时期的户部尚书毕自严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也与李起元一样，认真执行考成法，使税收和财政有了些起色。
朱同检一看有效果，急脾气又来了，更加严格地施行。不管什么原因，收不上赋税就滚蛋。
于是，地方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只能对老百姓发力。什么闹灾，什么歉产，赋税一分不减，管你饿不饿死呢！
最后的结果当然也很悲催，民乱四起，此起彼伏，大明亡了，崇祯也自挂煤山。
所以，朱由校才要扩大考核官员能力的项目，不只是单一的赋税征收，更不能将此定为硬性指标，要灵活一些。
道理很简单，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最下面的就是老百姓。
一旦指标过硬过死，压得也过于严格，就会造就一批狠厉官员和虎狼衙役。
当然，朱由校知道这世上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东西，包括政策法规也是一样，也只能是尽量完善，将弊端减到最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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