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就不产盐，地方官吏又插手盐运，大搞盐贩私捞。使食盐成为广西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对此甚为不满。
《粤西诗载》有言：“山深路远不通盐，蕉叶烧灰把菜腌。”这就是当时广西各族人民缺盐生活的真实写照。
盐的问题好解决，杀一批地方官吏，再行“票盐法”，打破食盐的垄断，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解决食盐短缺价高就很有希望。
而叛乱不绝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土地，朱由校可以肯定。他把广西列为动员移民的省份，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且，无论是安徽，还是福建、广西，当地百姓对于湄公省的气候还是能够很快适应的
没错，现在明军占领的柴棍并不算大，可皇帝已经把其当作大明的一个省，取名为湄公省。
而管理湄公省的，朱由校并不吝啬地加了巡抚衔，成为与内地品级相同的地方督抚。
其实，从皇帝的旨意，也可以看出皇帝对湄公省的态度，以及对湄公省发展的野心。地盘会越来越大，面积与内地省份会越来越接近。
太常少卿董应举，因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田事务颇有成效，而被朱由校任命为湄公省巡抚。
而湄公省不仅有巡抚，还有驻军提督，巡抚和提督并列，军、政分开，也是朱由校所开的一个先例。
前面讲过心学宗师王阳明先生，以文人领兵，先后平定宁王之乱、大藤峡起义，可称为儒将之典范。
但在朱由校看来，文官领兵，武将听其号令，正是大明衰退的主要根源。
文官作为大部分军事行动的直接策划和指挥，尽管其中不乏习武和熟读兵书之人，但却很少直接来自于军队体系。
因为重文轻武、以文抑武的统治者的原则，文官直接凌驾于武将，使武将变为基层执行者。
武将地位低下还只是其一，由擅长纸上谈兵的文官指挥作战，败多胜少也就不意外了。
王阳明先生的胜利，并不具有普遍性，不能代表文官的真实能力。袁可立也是一样，他的出色也不能掩盖其他文官的无能和军事能力的低下。
但要实现文武并重，军政分离，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湄公省的成立，则给了朱由校一个实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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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量变到质变，总要有一个过程。有时候时间较短，使人有剧烈之感；有时候比较缓慢，可以用潜移默化来形容。
对于个人来说，有的身处其中，感觉比较明显；有的影响较小，也就没意识到太大的变化。
这和个人所处的地位，以及环境不同，也有很大关系。
文官感受到了朝堂风向的变化，感受到了皇帝的铁腕和惩贪的决心；武将则有了更多更大的权力，在文官面前也能把腰挺得直一些，战事也变得越来越有胜利的希望。
对于升斗小民，他们忙着让一家老小吃饱穿暖。或许也感觉到了改革的春风，感觉到了压力的舒缓，但还不是那么的强烈和明显。
身处皇宫的朱由校，也并不能完全体会到别人的感受，他只能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设计的道路走下去。
当然，他对大明发生的变化，也是有感觉的。从财政收入的多少，从战事的胜败，从官员的密奏中，从厂卫的报告中，他能意识到这个老大帝国的病体正在好转。
而他的布置，或是眼前，或是长远，不管有几个人能看懂，都有如落在棋盘上棋子，早晚有发挥作用的时候。
最快见到效果的当属辽东战事，大批武器弹药的输送，粮草物资和战马的不断补充，使得辽东各部明军在提升战力的同时，更给建奴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当辽镇的人马沿三岔河水路并进，接连攻占牛庄驿和东昌堡；当张盘和张榜的两个混成协攻占耀州驿，海州卫便处于明军的两面夹击之下。
当明军的水师逐步探索航道，沿辽河北上，并出现在浑河，有可能直抵沈阳时，建奴感觉到了防不胜防的窘迫。
浑河航运始于元代，并日益繁荣。
明初开始官运粮饷，通常是从山东装船沿渤海湾、辽东湾到东北，沿辽河北上，把粮饷沿途运到各地驻军，其中沈阳段经浑河运输。
此后，商品运输逐渐产生，浑河货运变得繁忙起来。
当时的明廷允许每船同时运输八分官物两分私物，使摆渡船家有利可图，东北的大米、人参、木耳等商品才开始销往各地。
而浑河沈阳段也因此形成了固定的码头，大小船只从沈阳出发，船上载客，再从营口返回，船上载物。
在那个时候，或者说直到清末，沈阳都可以算是座沿海城市。通过浑河航运，与外面广阔的世界连在了起来。
但现在，建奴痛恨浑河，痛恨这条“黄金水道”。因为明军的船只可以畅通，而他们的骑射只能望河兴叹。
难道只是航行那么简单，傻子也知道船能载炮、船能运兵。明军水师打通了海上通浑河的航道，意味着沈阳可能会遭到明军的登陆袭攻。
而明军水师的优势，则是建奴拍马也追赶不上的。正因为如此，建奴才感到了巨大的威胁。
要挡住明军水师，或是阻塞河道，但对于当时水流湍急的浑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办法则是江上拦铁链，但这个工程依然是建奴不能完成的任务。
也就是说，建奴对于明军水师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密切监视，阻止明军溯河而上并登陆袭攻，好象只有这么个被动的办法。
不管明军水师是佯动还是实攻，都能牵制不少建奴的兵力，这可能就是明军的目的；但对建奴来说，却要全神贯注，不能令明军袭攻得逞。
形势进一步恶化了，这还不包括东江本部对建州卫的步步紧逼，辽南明军和辽镇联手对辽阳形成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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