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包拯反对任命赵祯宠妃张氏的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赵祯便改命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愈加激烈地反对，带领七名言官与赵祯理论。
赵祯生气地说：“你们是想说张尧佐的事吗？节度使是个粗官，为什么还要争？”
言官唐介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都曾经做过，恐怕不是粗官。”
赵祯最终采纳了言官的建议。
他回到后宫后，对张氏说：“你只知道要宣徽使，你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包拯也由此出名。
赵祯除了用包拯，还用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等名臣。
他针对宋中期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及冗官、冗兵、冗费现象，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任用范仲淹等开展“庆历新政”。
此时，金国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赵祯当下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锐意进取。
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辅之才，赵祯欲拜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赵祯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他调整辅臣结构后，多次召见富弼、范仲淹等人，征询天下大事。
范仲淹虽感谢皇恩，却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
赵祯亲笔诏书，开天章阁、陈设笔砚、赐坐以待。
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皇帝“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
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
赵祯根据意见，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这十条改革主张，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为了澄清吏治，其中的明黜陟，也就是提拔优秀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抑侥幸，就是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精贡举，就是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择长官，就是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州的长官。由各路、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均公田：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
二是为了富国强兵，其中厚农桑，就是由政府帮助人民兴利除害，如开渠河、筑堤堰；修武备，就是恢复府兵制，先从近畿实行在渐及诸路；减徭役，就是省并户口稀少的县邑，以减其地人民的傜役。
这些做法，使得贪官污吏减少，行政效率提高，民生得到改善，大宋焕发一新。范仲淹、富弼等人，也成为了名臣。
只是他们改革的做法，深深触动了大官僚的利益，所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鲁迅先生曾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此时的宋朝，没有大的鞭子打在背上，想要改革成功，真是难如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