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为增加政府收入，泰定年间还实行“入粟拜官”的制度。
他的这些做法，使得盐引的官定价格，从元仁宗初年涨到一百五十两钞一引，到了泰定二年，居然又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到四年后的天历年间才恢复旧价。
经济上的稳定，使得泰定期间的统治非常稳定。
也孙铁木儿还开设经筵制度。
他生长于漠北，带有浓厚的草原背景，对汉文化隔膜很深。
他从漠北带来的那班人马也都是“椎埋无知、犷悍豪横”，可以说他是忽必烈以来元朝诸帝中汉化最浅的一位。
但作为中原王朝的帝王，他不得不尊崇并学习儒家文化。
也孙铁木儿刚即位就派人前往曲阜孔庙祭祀孔子。
元英宗朝采用古制，将太庙一年一祀改为一年四祀，泰定帝即位后继续维持一年四祀的制度，但他又以世祖旧法为由，拒绝像元英宗那样穿着冕服前往太庙亲祀，而是派人摄祀。
这时，主政的回族人企图废除科举考试，被泰定帝所否决。当然他最重要的尊儒政策，则是开设经筵制度。
经筵作为为皇帝讲解儒家经典和帝王之道的制度，一直为汉族王朝所采用，但元朝建立以后迟迟没有确立正式的帝王经筵制度。
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二月，泰定帝采纳江浙行省左丞赵简的建议，开设经筵。
泰定朝的经筵是“三日一进讲”，泰定帝面前放着已被翻译为蒙古文的《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世祖圣训》等书，聆听儒臣的讲解。为泰定帝讲经的有王结、赵简、吴澄、虞集、曹元用、邓文原、张起岩、忽都鲁都儿迷失、阿鲁威等人，可谓“具极一时之选”。
泰定帝开经筵确实起到了笼络汉人、南人的作用，汉儒听说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传为盛事，他们认为“故兹旷典之行，实重真儒之寄”，作诗赞颂“圣心资启沃，旷典开经筵。大臣领其职，诸儒进翩翩。讲陈尧舜道，庶使皇风宣。恭惟帝王学，继统垂万年”。经筵官亦不遗余力地向泰定帝灌输儒家思想，张珪在经筵上“恳恳为上敷说皆义理之正，无几微、权谋、术数之涉焉”，吴澄还保留了他在经筵上为泰定帝讲解《帝范》和《资治通鉴》的白话讲稿。张养浩被召为经筵官，但因病不能赴任，仍作《经筵余旨》五篇献给泰定帝。
汉儒们之所以这么激动与重视，是因为他们将经筵看作元朝皇帝汉化与他们能跻身政权核心的重要信号。
也孙铁木儿在宗教上的政策，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
他自己信奉佛教，在位时，动用大量财政支出和其他花费建造寺院、佛塔和作佛事，还不断请帝师公哥列思巴为皇家作佛事。
不过，随着回族人地位的提高，伊斯兰教也在元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扶植。
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拨款在上都和山西大同建造了清真寺。同一年，下诏免除了伊斯兰教士和基督教士的差役。回族商人尤其得到了官府的好处。
泰定帝在位时，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鄂多立克来华，曾受到泰定皇帝的接见，留下《鄂多立克东游录》。
可见泰定帝还是个胸怀比较大的皇帝，容许诸多宗教的存在。
元朝人王沂作诗评论泰定帝说：“泰定开皇极，文星拱北辰。雍容治安策，宥密老成人。庙算推先觉，天聪断若神。百年兴礼乐，一德会君臣。超汉开东观，归周尽逸民。”
《元史》对他的评价是：“泰定之世，灾异数见，君臣之间，亦未见其引咎责躬之实，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无事，号称治平，兹其所以为足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