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号上的会议室里，赵新和安保部六人组正在说着子弹生产设备的事。不过这次只是大家凑在一起闲聊的吹风会，并不是正式会议。
赵新喝了几口茶水，这才说道：“我就是在下订单的时候，跟安德鲁提了一句。结果他第二天就告诉我，说是有一家公司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打算关门，原有的设备准备拍卖处理。他问我要不要。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王远方一边吃着赵新带回来零食，一边问道：“价格呢？贵不贵？”
刘胜道：“班长，能有就不错了，还关心什么价格啊。”
赵亮说道：“你们上次在熊岛用了的那些弹壳，我抽空复装了几个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
“不急，这次我跟安德鲁那边订的数量怎么也够用一阵子的了。”赵新又撕开一包零食，分发给众人，这才说道：“另外，连通西拉河两岸的事要加快了，这个我一会找老陈说一下。”
“你是说修桥？”刘胜嘴里嚼着东西，含糊不清的说道。
“不，我的意思是先开通两岸的渡船。”赵新摇摇头才说道：“造桥的事太专业了，咱们现有的那些三流木匠我觉得够呛。”
丁国峰问道：“现在雷神号上的人已经走的差不多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这次可得叫上我一起去。”
“也就这几天了。放心，这次你和吴思宇都过去见识一下。”赵新笑着，伸手拍了怕丁国峰的肩膀。。
邓飞插嘴道：“别急，人都下船后，还得做一次货舱的清洁。”
这事在座的人都没意见，话说几千人的吃喝拉撒都集中在两个货舱里，那味道不提也罢。
赵新掏出包烟，散了一圈。等丁国峰给他点上，抽了两口，这才说道：“这次接完人，我打算先去趟北海道，再去长崎。咱们不能只守在这里闭门造车，得把贸易做起来。”
吴思宇问道：“那边的情况你了解吗？”
“不太了解，具体怎么样看看就知道了。这次去的目的就是先和虾夷人搭上线，然后再说怎么办。”
“虾夷人又是什么人？”王远方问道。
“他们也叫阿伊努人。岛国幕府那个将军全称是‘征夷大将军’，那个‘夷’就是指的阿伊努人。说起来，这些人才是北海道的原住民。”
听了赵新的解释，丁国峰好奇的问道：“你找那些人干嘛？”
赵新扫视众人，继续解释道：“皮货啊。那些虾夷人手里的皮货多着呢，我们先从他们那里交换皮货，然后再去长崎和清朝商人交易。明白了吧？”
说是要去长崎贸易，可赵新没有信牌，他也搞不到信牌这种东西。这就有点难办了。
关于信牌的原委，其实要从康熙五十四年说起（1715年，幕府八代将军在位）。
幕府为了阻止日益外流金银铜资源，规定每年赴日贸易的中国商船上限是三十艘，即南京、福州、宁波计二十一艘，其他如厦门、台湾、广东、交趾、暹罗、交留吧共计九艘。
所有中国商船的贸易总额限定为六千贯，平均每艘船约一百九十一贯；每年棹铜（zhao，四声，划船用的，短的叫楫，长的叫棹。岛国商人把精铜熔炼成船桨的样子）的输出总量不超过三百万斤；限额内的中国商船实行编号管理，每年按编号发给信牌，有信牌且编号符合者才准许进港贸易，否则直接哪来回哪去。
这就是著名的“正德新令”。
（那些动不动就描写跑到长崎贩卖人口的全是胡扯，不提幕府根本不允许国民出海，先说港口你都进不去。除非上来就开打，但打完的结果很难说。）
由于贸易限定，且必须通过信牌才能入长崎港交易，因此在清朝就引发了“信牌风波”。
正德新令施行后，当年得到信牌的，主要是以江浙商人为主的四十二条船。等他们回国后，一帮没拿到信牌福建帮船头就向宁波府鄞县知县起诉，告江浙帮船头接受带有日本年号的信牌，乃是奉外夷为正朔，实属忤逆朝廷。
案子递到了时任浙江巡抚徐元梦的手中，徐元梦认为江浙商帮“以中国商船受长崎地方牌票，不但有乖大体，相沿日久，定生弊端。”
因此，江浙商人的四十二张信牌便全部被浙江海关监督没收，而且清廷九卿还准备商议定罪。
不过当时的康熙还算明白，他在上谕中说：“此牌票只是彼此贸易之一认记耳，并非行与我国地方官之文书……我国海关官员给与洋船牌票，亦只为查验之故，并非部中印文及旨意可比。”
康熙的意思就是，浙江巡抚及朝廷各部不了解贸易内情，小题大做，势必影响商人贸易，于是下令将原票还给江浙商人，照常贸易。
（前文所提到的沈敬丹，就属于江浙商帮）
所以赵新如果去长崎贸易的话，只能硬着来。
即便是赵新找了一些新奇古怪的玩意送给幕府（比如给将军送大象，这个真有人干过），换得“褒奖信牌”的话，也要等到第二年才能进港。
他可没有这个时间！没办法，不给信牌那就免费送炮弹。
赵新想着想着，就开始歪楼。
他又想到接下来的问题，去了长崎可以跟清朝商人做哪些贸易？
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唐船的主要贸易商品是提炼出的金砂或是金锭。承担运输的郑家船队将这些金子运到印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进行交易，可获取20%~40%的利润。但当清朝完成统一，尤其是攻下了台湾岛灭了郑氏之后，幕府便立即停止了金锭的出口。
对于现在的赴日贸易的唐人来说，最吸引他们的还是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