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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亚罗安的梵蒂冈战区医院坐落在B区的二级中心,四周高楼环绕。
B区这座钢铁城市又被叫做梵蒂冈城,是一座信仰之城,梵蒂冈在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先知之地。要说这个名字的由来,那真是说来话长。联邦第一任主席亚·安德烈斯·贝德罗在建立全球性组织——联邦的时候便将B区作为整个联邦的中心来对待,那时刚建立的联邦就是人类内战许久后留下的一堆烂摊子。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极度信仰科学的人,所以他把当时所有最顶级的医学家、科学家、生物学家......全部汇聚在这座城市里大搞科研。在当时,B区名不见经传，只是因为一面环海,三面环山,地理位置可攻可守才享有这种殊荣。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亚·安德烈斯·贝德罗颁布“新联邦律法：拒绝一切人种歧视、设立大量军校、大力支持战争兵器单兵机甲研发”之后，联邦一度糟糕的局面才开始慢慢恢复过来，各人种，各民族,无数拥有不同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齐心协力艰难抵御虫族的进攻。
就是在这种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亚·安德烈斯·贝德罗效仿曾经的美国和纳粹，在新造的梵蒂冈战区医院宣布实施《优生法》，新法规定：为了人类能够顺利繁衍生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纯粹的，不遭受残疾影响的全新基因库，联邦将对认为不适合拥有家庭的人实施强迫绝育，例如对罪犯、精神病患者、智力低下者、残疾、失独症患者进行强制绝育。而梵蒂冈战区医院则作为判定一个人好坏的唯一官方机构,成为当时联邦所有视线聚焦的中心。
优生这个概念本身就不是新概念了，早在1883年，英国遗传学家高尔顿就已经提出。除却美国和纳粹最初用惨绝人寰的手段强制实施优生法，背负骂名之外，世界各地的人都开始温柔的接受、传播这种概念，为了保证子代有正常生存能力，孕妇们纷纷去医院进行产检。科学从来就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坏的只是使用它的人。
这项新法在实施起初遭到了很多人反对，大家都认为它违反道德观。但那时联邦四处战火纷飞，所有人都吃不饱肚子，像精神病患者、残疾人这类“弱势群体”既不能上战场杀敌，又不能在后方做出突出贡献，他们活着只是在争夺其他人宝贵的粮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他们感到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心里暗戳戳希望主席可以效仿当初的纳粹对这些群体展开屠杀。可亚·安德烈斯·贝德罗就是没有如大家的愿，他只是站在“弱势群体”的一方，坚定地不对他们做出任何不符合道义的举动，直到———遗传学家们联名向他“索要”实验体。
遗传学家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基因的基础上，人们才可以领悟有机体与细胞的生物学特性或演化规律，且对人类病理、行为、性格、疾病、种族、身份命运做出判别。理论知识的研究已经陷入瓶颈，接下来需要大量的实体研究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了全人类能够延续下去，遗传学家们只能违背伦理去进行人体实验。但是没有实验体怎么办？向大力支持他们研究的主席要!
亚·安德烈斯·贝德罗艰难地保护着那些“弱势群体”，但这种刻意的保护愈发令这些人暴露在所有人目光之下，遗传学家和其他联邦民众闹哄哄的要求对“弱势群体”一视同仁，让所有人都为人类出一份力。许多被归属于“弱势群体”的人遭受不住巨大的外界压力，或自愿或被强迫的成为了实验体。终于，在某一辈孩童长到18岁的时候，人类迎来了第一次进化，进化者中出现了具有超感的哨兵和向导，这也是基因工程中取得的最偶然的重大成功。这个成功也令联邦苟延残喘的战局一下逆转，联邦获得了修生养息的时间。
那个时候主席已经70岁了，因为是他推动的一系列法令才获得了这样的局面，所以后人为了纪念他的伟大贡献，将梵蒂冈战区医院（最初诞生哨兵向导的地方）称为先知之地，将联邦第一任主席视为先知。直到亚·安德烈斯·贝德罗在梵蒂冈病逝，但遗体却在许多人面前升空消失后，他更成为了一名传奇人物，类似上帝一样的存在。
B区的常住人民将他视为信仰，久而久之，他的形象被妖魔化，成为了无所不能的象征。之后首都迁往A区，B区的人们也依旧保持着这种习惯，并将他视作救世神，每隔一段时间进行礼拜祈祷。可以说，现在只有在B区，你才能触碰到信仰，所以B区后来又被世人称为梵蒂冈城。
洛衍走在病房外面的走廊上，指尖轻轻滑过冰冷的墙壁。这些墙壁上还写有一些高尔顿的名言，可能是当初联邦第一任主席推行《优生法》留下的，例如：自然选择具有盲目、缓慢与残忍的特点。而人工干预的方式可能更为长远、迅速与温和。当人类拥有上述能力时，它便有这个义务朝这个方向努力。
“身体健康胜过体弱多病，精力充沛胜过虚弱无力，主动适应环境胜过被动生活。”
“让优生人种生育！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