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么多年了大汉的体制早已完善在城市的管理上也日趋成熟因此倒也不是完全不知变通。
通商证就是如此时局之下的一个变通手段。大汉的这些城市毫无疑问基本都属于消费型城市都需要海量农村资源的供应即便是处于市镇中的那些作坊、工场其原材料供应也需要从外部采购。而在其中起主要流通作用的就是那些奔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大商小贩。
因此从头至尾官府出台政策都只有限商而非禁商。冬季乃是各项民生资源消耗最严重的时节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保证市镇内正常的生产生活那也是会出乱子的倘是那样反而本末倒置与维稳的初衷相悖。
榆林的叛乱显而易见给关内乃至整个西北官民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时局如此在官府的禁制下更有不少商户破产尤其是那些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小商小贩。
即便稳定性最强的农村也受到波及为了配合榆林的剿匪官府的劳役、兵役征召令是大把地撒向广大乡野。
同时也促发了一股还乡潮很多在城市镇甸中混不下去的人找不到其他出路基本都选择先回乡窝着等待解禁的一日。
危险与机遇从来是相伴的此事亦然。在几乎遍及整个关内道的大管制之中同时也避免不了权钱交易也催生出了一场财富狂潮。
普通的商贾看到的只是官府限制生意没法做日子没法过但对于那些少数大商却是难得的机遇。聪明的有实力的人在面临规则乃至禁令之时想的却是如何借着这个机会牟利。
城市的需求始终存在即便是官府也不能禁绝有这道口子在那些从事运输贸易的商贾自然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竞争者直线下降他们却可以籍此张开饕餮巨口尽情地收割财富。
一张通商证在可以转让的前两个月甚至被炒到万贯一张像长安、凤翔这样的大城不投入个数万贯根本拿不到。还是道府察觉这其中的乱象之后方才打了个补丁禁止通商证的转让以实名实商注册。
即便如此关内道御史察觉到其中的问题也向朝廷奏报此事言关内禁策过于扩大化以致奸商作祟大发国难财关内物价飞涨民生不安希望朝廷及时拨乱反正。
至少在一些有识之士眼中即便要行限禁之策也不必全道施行像关内南部远离榆林就实无不要。至于陇右、河西部分地区就更是凑热闹了。
不过这样的提议经过政事堂一番讨论之后采取了默认态度。道理是那般出现的乱象也是事实只是凡事有利有弊倘若真因地而论那对关内诸官府的组织与执行能力又将是一道巨大的考验。
一刀切或许会产生弊端但不这样做新的问题乱象也就随之产生就目前来看已经有一些关内道之外的商贾削尖了脑袋想要参与进关内这个难得的财富狂潮这世上绝不缺冒险投机者。
不过御史的进谏也不是没有任何效果至少太子刘旸在得知关内的情况之后对于那些乱象就十分不满只是为顾全大局不得不暂时忍耐。
西北问题频发始终肃而不清不只是刘皇帝就是向以宽仁着称的刘旸也失望至极有些无法忍受了。
针对于此又督促吏部对西北吏治拿出一套更进一步的整治条制来。而对那些借机谋利的商贾也要做好秋后算账的准备赵匡义就很贴心地提出那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囤积居奇乃至偷税漏税可都是堂堂正正的理由完全可以利用不必急于一时。
喜欢牟取暴利的人总有个上限鱼肉百姓者也往往是权力下的鱼肉在割韭菜之事上朝廷干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得心应手。如此方才稍稍消解了太子刘旸心中的不满。
而不论封锁榆林的政策有多少过激之处又造成了怎样的后遗症但在平叛事宜上却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待进入开宝二十二年之后榆林道就仿佛从大汉消失了一般除了宣慰司偶尔而发布一些官报消息之外再无其他内容好似被遗忘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