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省城太原教育蓬勃发展之际，学政宝熙感到教员供不应求，于是征得巡抚同意筹措经费保送学生留日学习。 第一批保送了三十名，其中多为山西大学堂中斋学生，武备学堂，农林学堂各有数名。除官费外，宝熙还鼓励家资富裕的进步人士自备资金出国留学。
凡有自愿申请者，宝熙则有求必准。
这样，大批有志青年纷纷赴日留学，接受新的思想，并有机会与在日的革命党人联系，接受他们的影响和熏陶。
宝熙（1871——1942），满族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瑞臣，河北宛平人。光绪十八年（1882年）进士，始任翰林院侍读，一九零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任山西学政。是个忠于职守，热心新式教育，努力做事之人。他在学政任上，多有建树。
省城太原各大中小学堂的创办，不仅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后来辛亥山西义举培养了诸多革命党人。
一所所学堂的创办，一批批留日学生的派遣和陆续返回，使新思想和新文化向山西各地传播。
加之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五年间，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爱国革命团体，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各种形式的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开展，民主革命思想在山西也同样迅速得到传播。致使山西的政治生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富有活力的精神风貌。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山西派遣了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共有五十人。其中山西大学堂二十名，师范学堂十名，他们到日本后差不多都是学习文、法、医、农、实业或师范。另二十名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到日本进入了陆军振武学校，专学陆军。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创立了中国同盟会后，山西留日学生积极参加。
第一批参加同盟会的就有谷思慎（神池县）、王荫藩（汾阳县）、荣福桐（太谷县）、景耀月（芮城县）、王用宾（猗氏县）、荣炳（阳曲县）、温寿泉（洪洞县）、阎锡山（五台县）、赵戴文（五台县）、乔义生（临汾县）、王国祜（新绛县）、焦纯礼（忻县）、张呈祥（赵城县）、景定成（安邑县）、何澄（灵石县）等。
由于参加人数多，中国同盟会批准他们成立了同盟会山西支部。
山西的第一批民主革命的骨干，在远隔大洋的日本逐渐成长起来。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指示总会，选择军事骨干二十八人，组成“铁血丈夫团”（不参加一般的社会活动，保持秘密身份）作为回国后各省军事运动的骨干。阎锡山、温寿泉、何澄、乔煦、张瑜等参加“铁血丈夫团”，为后来回到山西掌握新军力量奠定了基础。
一九零五年十月，同盟会在日本出版了《二十世纪的新支那》杂志。只发行了一期，便被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勒令停刊。
接着又于十一月另出刊《民报》，宣传革命理论，并与保皇派（即后来的君主立宪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民报》的影响下，同盟会山西支部也出刊了《 第一晋话报》，由景定成负责编辑。“晋话”即“进化”之谐音，有一词两用之意。
《 第一晋话报》在日本编印，在太原刊发，它积极地宣传革命，鼓吹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使省城太原思想风气为之大振。
同盟会的民主思想的宣传和大力传播，为即将举行的辛亥山西义举，做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一九零七年（光绪三十三年） 第一批回到太原的留日学生有刘懋堂、徐一清、孟元文、兰承业、赵戴文等，这些人又把新思想带回山西。从此，中西两斋及各学堂的学生遍布省城，加速了这古老土地上新思想的发育。
特别是中斋留学生景定成、王用宾、景耀月、刘绵训、谷思慎等都加入了同盟会，函件往来，鼓吹革命。
而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及其所著的“饮冰室文集”大量运来太原，中西斋学生及其有关的亲友，几乎每人都存一部，这对省城新思潮有相当的影响。
后任大学监督的解荣辂（翰林，万泉县人），教务长刘盥训（举人，猗氏县人）思想进步，胆略过人。领导两斋学生团结一致，一面进行教学业务，一面鼓吹革命理论。这种思潮也逐渐影响到省城各大、中、小学堂。
由于山西地势险要，又处于清廷肘腋之间，可在关键时刻予清廷以致命打击。所以山西同盟会员都自觉地把“北应”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积极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在振武学校学习，准备进入士官学校的温寿泉、阎锡山、张瑜、乔煦，除参加了孙中山在日本的军事学员中发起组织的“铁血丈夫团”外，学习体育的王建基等还组织了一个体育会，研究军事学问，练习操法和射击。
他们的抱负是，回国后在绥远建立根据地，将来响应南方起义，出兵张家口，以拊清廷之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