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和徐世昌商定，把这个皮球踢给隆裕太后，让她开御前会议来讨论决定。
为了减少阻力，袁世凯专门去拜会了奕劻，把目前的严峻形势说给了他。实际上是教会他在会议上如何发言，引导大家。
次日，袁世凯与国务大臣一同将奏折递上。
奏折主要是引用唐绍仪的话，内称：“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其最近两次来电略谓：‘彼党坚持共和，不认则罢议，罢议则决裂，决裂则大局必糜烂。
“试思战祸再起，度支如何？军械何如？岂能必操胜算？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不幸分崩离析，全国沦胥，上何以对君父？下何以对国民？
“如召集国会，采取舆论，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事较然。若再延缓，祸害立至’等语。又称：‘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国会之谕旨，再无展现停战之望，势必决裂，唯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等语。
“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此处，无可转圜。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即俯如唐绍仪国会公决之请，而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蒇事。
“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能否听从；而决定如何政体，亦难预料。事关存亡，解决非阁臣所敢擅专。唯有吁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请旨裁夺。以定大计。”
隆裕太后看完奏折后，看向了袁世凯，意思是问：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袁世凯做出一副很为难，很无奈的样子。从朝堂出来，袁世凯一身轻松，把这个难题交给隆裕太后和皇室解决，自己免去了任何嫌疑。
隆裕太后没有别的办法，事情又很紧急，就于次日召集宗支王公开会讨论。
隆裕太后先叫人把内阁的奏折念了一遍，请大家发表意见。
奕劻第一个发言，把袁世凯讲给他的形势学说了一遍，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意。其余诸人，除了载泽和毓朗之外，也都附和奕劻。
隆裕太后见多数人都赞成，当即通知袁世凯，准唐绍仪所请，并让转告伍廷芳，先行罢兵，由内阁迅拟选举办法，协定施行。
清廷颁布上谕的当晚，唐绍仪就收到袁世凯的电令。十二月二十九日，上海南北和谈复会。
关于袁世凯电令的内容，会谈速记录只记录了唐绍仪所说：“昨夜得袁内阁之令，嘱我令商阁下，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
而据会议当天发出的伍廷芳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北伐联军总司令、南京代表团、天津《民意报》电，内容较为详细，而且有所不同：
“今日唐使言：自初一会议以后，日将赞成共和之意电达告袁内阁，昨接袁电嘱开国民会议，将共和问题付之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召开国民会议，袁世凯的电报是说决定君主民主，而伍廷芳则强调共和指向，有意避开君主制的存废是否仍在考量之列。
从一开始民党方面就坚持以实行共和制为议和的前提条件，此前，伍廷芳曾表示，共和是南北和谈的基点，而再度开议，伍廷芳却轻易答应了袁世凯的要求，等于放弃了既定的和议原则立场。
对此伍廷芳解释道：“廷意共和主义已为全国人心所趋向，原不必再开会议以观民情，但袁既欲免战事，且有服从民意之心，则此亦可为解决目前问题之一法。因与唐使开议。”
在和谈再次陷入僵局时，伍廷芳答复南京代表团的问难，解释稍详，意思一致：“廷意今日国民大多数趋向共和，已为显著之事实，而唐使尤以开国民会议为言者，不过欲清帝服多数之民意以为名誉之退位而已，且传之万国，知民国政.府为国民多数之意见，使清帝服从，不徒用兵力，尤为文明待遇，实历史上光荣之事，故廷以为可行。至于民国各省，决无适用清政.府所定选举法之理。”
等到清帝退位，温宗尧、汪兆铭等人辞去和谈代表之职时，伍廷芳又声称，开国民会议，取决多数，以定国体，“盖当时彼此明知全国人心已趋于共和，特以是为表示之作用耳”
南方参与和谈的人员当中，极力主张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是代表团成员汪精卫，他在南北之间极力运动协调，影响力虽未如预期，不过，汪精卫与杨度联手进行的活动在关键问题上还是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