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英国领事葛夫找到了他的好友丁怀瑾，想请丁怀瑾劝告唐继尧、蔡锷。
怎知丁怀瑾听了后脸色骤变，义正辞严地答复葛夫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个人也热烈赞成的，阁下错了，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接受阁下的劝告。”
葛夫碰了一个大钉子，很没有面子。他不过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其本人对袁世凯称帝未必没有自己的看法。
于是便嗫嚅地说：“好的，好的，我收回我的提议，愿上帝保佑阁下。”
袁世凯在通过英国外交人员暗中进行说服的同时，也命政事堂给了云南一个复电。
电文中先列举唐继尧以前劝进的各电，然后说：“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
显然袁世凯对唐继尧还心存幻想，也有挑拨蔡锷和唐继尧的关系之意。
袁世凯一生都是玩弄别人，这次却被蔡锷和唐继尧愚弄了一次。真所谓是打了一辈子的猎，却让大雁琢伤了眼。
蔡在北京劝进，借小凤仙诗酒风流，而逃出虎口；唐在云南通电劝进，暗中却积极布置反袁。
起义的准备需要时间，在正式宣布起义之前，蔡锷和唐继尧一方面不想和袁世凯撕破脸，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尽最大可能获得各省的理解。因而当北京统率处以及各省给蔡、唐来电，劝勿激进时，他们均分别复电。心平气和地分析袁氏帝制之不当，和反袁帝制的不得已，这些复电如下：
蔡锷复北京统率处电：“北京统率办事处公鉴：处密。漾、敬电并悉。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可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以东海、范孙、仲仁诸公之忠告，尚不见纳，我辈宁有建言之余地？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出都以来，薄游日本，取道沪、港入滇，耳目所接，群有易丧偕亡之感。人心如此，为在京时所不及料。比者，京外正人君子明辞暗逃，避之若浼。而有力者大都各严戒备，伺隙而动，事实已然。并非造谣。乱机四伏，其何能国。至外人处心积虑，确以警告为干涉之张本，勿论如何措词，只可以愚黔首，不足以欺外人。
“主峰纵极万能，将来之帝制，求得如石敬塘、张邦昌而止。外审邦交，内察舆情，种种危险，皆自称帝之一念召之。眷言前途，哭不成声。主峰待锷，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若乘此时放下屠刀，则国人轸念前功，岂复忍为已甚。胡尔泰暮年生涯，犹享国人之颐养。主峰以垂暮之年，可已则已。又何必为儿孙冒天下之大不韪。君子爱人以德，拳拳数言，所以报也。若乃疑非实情，执意不回，则不同为谋。实所不敢。锷为公义所驱，不复能兼顾私情矣。豪杰并起，勉从其后，卫此民国，死生以之。临电涕零，惟赐鉴察，转呈示复。蔡锷叩。沁。印。”
唐继尧复安庆等省电：“分送安庆、浙江、河南、山西、福州、吉林、上海、齐齐哈尔、张家口（中略）鉴：华密。赐电敬悉。惧左右不察，谓尧等前电系出胁迫，或别有原因，敢掬血诚再尘清听。君主民主本无绝对美恶可言，尧等亦非有憾于袁氏也。惟职此之故，致国家主权丧失殆尽，则尧等尚有天良，万难承认。此次筹安会发生之离奇，事务局选举法之乖谬，段、梁等种种密电之舞弊，诸公同处局中，更何讳饰。
“则主张帝制之是否民意？自不待言。如谓前此何以不言，则如黎（黎元洪）、段（段祺瑞）、徐（徐世昌）诸公皆海内人望，袁氏故人，言之无效，且得罪矣。尧等言之，徒取戾耳。如谓前已赞成，何复反对，则袁氏不惮弁髦《约法》，背弃誓言，尧等此举更何足异。且前此亦欲以全体赞成，俾袁氏少全颜面，仍徐冀其警觉，还自取消，庶对内对外威信不致全坠。此区区之意，而不意袁氏之悍然不顾，终出此下策也。至谓外交困难，近将解决，万非事实。关五国干涉，宁苟而已。某国处心积虑，尤为昭揭。但不惜牺牲一切权利，悉听要求，则何不可解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