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于民国六年三月十四日正式公告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照会内容如下：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画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丧中国人民之生命。
“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销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已，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
中国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同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对德国侨民则仍表示友好，在中国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体留用，各地德国商人照常营业，传教士照常进行宗教活动。德国公使辛慈下旗归国时，黎元洪还赠给他许多珍贵的礼物。
辛慈于三月二十七日过上海返国时，上海官方还派人到车站迎送，兵士举枪致敬，军队奏国乐如仪，一切礼节就和未绝交以前一样，正应了中国一句传统的俗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对德绝交令下后，黎元洪松了一口气，他认为对德的一篇文章已经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却认为这个问题只走一半的路，还有另一半宣战问题没有做。所以黎、段两人的恶化关系，并未因对德绝交而缓和，反而因此更为恶化。
因为段认为对德绝交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对德宣战案。
梁启超首先发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以鼓吹对德宣战。可是，全国各地反对对德宣战的空气非常浓厚。
对德绝交前，孙中山曾电参、众两院，坚决反对参战。
其他社会名流，如康有为、唐绍仪、谭人凤、马君武等均通电反对。
三月十四日张勋寒电，三月十六日王占元谏电，都是反对。康有为甚至在电报中激动地说：“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
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参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甚至各省军阀，包括皖系北洋军阀，也都因害怕调动他们的军队去欧洲而反对参战。
冯国璋于十一日离京南返，也有电报来反对参战。
段质问他为什么出京后与在京时的言论前后不符，他回答说，业经查明，反对参战的电报是由新聘秘书伍宪子拟稿发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伍宪子是康有为的门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怂恿冯反对参战，但是电报已经用冯的名义发了出去，又怎样能够说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为国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坚持对德宣战，是受了协约国必胜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参战，战后便分不到胜利的果实。
各地军阀们反对参战，是因为怕一旦参战后，势必要抛弃了地盘、权位、财富和娇妻美妾，还要率兵远赴欧洲打仗，敌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国陆军，所以军人们都和段唱了反调。
黎元洪则是和段意气之争，他的左右告诉他的尽是不利于段的资料，这些资料也都是事实，所以黎对段的参战案便持反对意见。
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国会的态度也有变化。民友社本来就反对对德绝交，只因不占多数，所以国会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商榷会大多数议员认为对德外交只能到绝交一步为止，不能再宣战。
段早已决心对德宣战，并不重视总统的反对和国会中还有部分不同的意见，所顾虑的只是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将领的反对。
他认为，如果不把他们的态度改变过来，就引起北洋派的分裂和全国的混乱，从而动摇他的政权。
为了统一北洋系的意见，四月中旬段祺瑞急电召集各省督军进京讨论外交问题，并且说如果不能亲身来京，请派全权代表参加会议。
段本来打算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裁兵节饷的问题。这个会议，决定与讨论外交问题的会议合并举行。
众议院议员黄攻素质问政.府为什么要召集军事会议解决外交问题，于是段对外才不用军事会议之名，可是实质上则确是军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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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原意想把冯国璋、张勋、陆荣廷三人邀来参加会议。他派靳云鹏到南京迎接冯，并且一再电请张、陆两人务必抽出时间北来。
可是冯上次到北京，就知道外交关系和府院关系都很复杂，他觉得已经受人利用，因此借口防务重要不能分身，改派代表参加会议。由于段一再来电催促，他就装病向北京政.府请假，他懂得在紧要关头生“病”。
至于张勋也不愿意在段的手下充当一个不愉快的配角，所以坚决拒绝北来。
陆荣廷前段时间到京，深切感受到了北京各方的恶斗.好不容易从左右为难的政治斗争场所脱身，来到风光明媚的西湖，自然也不肯再到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