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月》的票房成绩亮眼，离不开大手笔的投资和后期宣传，更是所有参与电影制作的人的功劳。
余高幸凭他既有特点，又没有攻击性的脸，博得绝大部分观众的好感，我也重新回到大众视野，收获了许多的褒奖，但我心知，出于对我心态的保护，我身边的人不会让我听到不好的评价。
电影宣传期间，我和余高幸经常赶同一个行程，收工再一起吃顿饭，即便至今没有再合作，只要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也会见见面，被路人偶遇已不是新鲜事。
狗仔只登过一次我和他的绯闻，没有激起什么水花，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暧昧气氛，比同性之间更容易捕捉，而我和余高幸坦坦荡荡，玩得再晚仍然各回各家，看不到任何超速发展的潜质，牢牢搭建起酒肉朋友的情谊，他们便不再把精力浪费在跟踪我俩守在马路边等烧饼出锅上了。
烧饼店的具体地址就不说了，当时余高幸听信传言，带着我去一探究竟，按我的口味来评价就是：还行。
尽管被狗仔放弃，却不妨碍粉丝朋友们喜欢把我和他凑成一对。
我是不介意，余高幸也无所谓，可他的经纪人和我的芳芳姐一致认为要避嫌，所以前年一整年，我与他形同陌路，不是友情破裂、分道扬镳，是从三天两头约饭，转型成‘见光死’的网友，而且是地下网友，因为芳芳姐说，“你们最好连微博都不要互动。”
直至，余高幸有幸认识了乔思思，也想将她介绍给我认识。第一次听到乔思思这个名字，我是陌生的，上网搜索才了解到她是内地的电视剧演员，与我同龄，出道五年，在她出演的首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我已搬到香港，对内地的电视剧关心甚少。
不管如何，余高幸要介绍朋友给我，我是非常感兴趣的，一则，我不是没有遇到过，只知道喝酒泡妞和摆架子的男性同行，以及脾气非常可怕，一上午抽光一包烟的女性同行，甚至有将不满发泄在工作人员身上的人。我晓得无论身处哪个行业，总会碰上不尽人意的同事，他们不打扰我，我也不干扰他们。
二来，我在圈中的朋友寥寥无几，所以我很珍惜余高幸，他不需要我努力把目光放在他的优点上，才可以合作下去，他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此珍贵。他想让我结交的人，肯定是不会差的。
果不其然，我与思思一见如故，沆瀣一气，不是，趣味相投，无话不谈，撤三岔五要约着出门下馆子，或者她来我家里蹭WiFi，一起熬夜刷美剧。
冬天来了，没有人再阻止余高幸加入我和思思的火锅局，可能是相信三角形的稳定性，开个玩笑，应该是我与余高幸各自有新的‘对象’。
有些微妙的是，当初他们要我与余高幸避嫌，却不用我们直接在镜头前发誓永远不会成为恋人，是不是担心某一天，我真的和余高幸在一起？
如果是这样，我认为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不是对方那杯茶。
虽然我不能下定论，我喜欢什么样的人，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轮廓，但余高幸的理想型是非常坚定、清晰的，而我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件事情，就像孟老师说的‘有妙趣’，可我该从哪里开始讲起？
我写写删删，想不出如何描述，才能达到我要的递进感，说来好笑，我又不是作家。不过，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如果我可以把一件事做好，那么一定要把它做好；如果预想中就做不好，干脆躺下睡一觉，也比白费力气有意义。
于是，我拿起手机来偷一会儿懒，也找找灵感，偶然看到余高幸的采访，记者问他，如何评价你的损友汤奕可？
余高幸说，“她……不算损友，她从来没有损过我，对我只有肯定和鼓励，这一点值得我向她学习。”
从来没有吗？我想着，好像有一次的，可能是因为只有那么一次，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我豁然开朗，可以从这里讲起！
时间是去年的年初，我接到时尚杂志举办的慈善晚宴邀约，但前一天，我还在另一个城市，出席一个腕表品牌的剪彩活动。到了晚宴那一日，我是一大早起床，飞来首都，又从中午开始化妆吹头发，生生把我困得睁不开眼睛。
傍晚六点多，都怪车行得四平八稳，我头上还夹着几个定型的发夹，也能打起瞌睡来。
到达举办晚宴的酒店，一眼望去全是举着相机的媒体记者们，黑压压的，后头还有两架高高的摇臂摄像机，另一侧是宽敞而冷清的红地毯，等着人来走，我的呵欠就咽了回去，彻底醒了。
走过红毯，结束采访，在礼仪小姐的引领下，我走进晚宴大厅，穿过西方酒会式的布置，来到距离舞台最近的长桌，她跟我说，这里的座位我可以随意选。
在或端庄地寒暄，或谈笑风生的众人之中，我看见了西装革履的余高幸，便朝他走过去，他抬头见是我，却问着，“这是哪路仙女下凡来？”
我答，“南贺路179号国惠大酒店来的。”
他笑起来，帮我拉开椅子，我顺势落座在他的旁边，不敢懈怠心神，周围都是摄像机，即使他们尽量藏在暗处，仍用着镜头记录下所有人的衣着打扮，脸上的笑容和轻轻的声音，比高脚杯相碰还要轻，他们聊着近况，满溢赞美之情。